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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敢公開，只能采取拖延之術(shù)，以“歲月已晚”為由，“請待明年”。唯有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力排眾議，“雖千萬人吾往也”，提出意見。這封《諫北伐疏》文辭雖短，但很有說服力，且涉及當前國力、敵我雙方態(tài)勢、歷史教訓(xùn)，以及文帝北伐的決策方式等諸多方面。在國力方面，他認為經(jīng)過懸瓠之役，國力大傷?！傲娭ⅲ贿^往時”；當時劉宋實力已無法與北魏直接對抗，即所謂“馬步不敵，為日已久”；從歷史經(jīng)驗來看，他以為北府名將檀道濟、到彥之北伐尚且無功，王玄謨等“未踰兩將”，其結(jié)局必然“重辱王師，難以得志”。并公然批評文帝北伐的決策方式，“陛下今欲伐國，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，事何由濟”。當然，“白面書生”并非不能謀北伐大事，主持著名的淝水之戰(zhàn)的就是“白面書生”謝安；

應(yīng)是再恰當不過了。擁有大量的第一手資料，是該書的一個突出特點。如在第一章“的中國文化情懷”中述及的出生地凱什維爾，童年時居住的巴塞爾，以及由親自設(shè)計建造、在晚年隱居其間的波林根塔樓，作者都曾親去探訪，并多次帶領(lǐng)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專業(yè)的研究生前往拜謁。那塊童年時曾坐在上面幻想“究竟石頭是我，還是我是石頭”的街邊凸石；由的嫡孫安德烈?親作導(dǎo)游詳解的書房及書房內(nèi)的“”；居所內(nèi)各式各樣浸滿中國元素的物件——山水畫，觀音像，書法匾皆有作者親攝的圖片配附書中。對于中國文化的癡懷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第一手資料不只是這些探訪得來的景物圖片與現(xiàn)場描述，更包括作者與西方一批學者的直接交流。其中有曾親聆教誨的學生兼同事喬?漢德森。